回应时代的呼唤

李鸣生是一位勤奋的、有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刚刚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的《航天四部曲》有三部获全国奖，其创作成绩引人瞩目。李鸣生已是九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但他并不满足，总是在不断地寻求自我超越，他说：“成为作家并不难，难的是成为作家之后再往前迈一步。”从他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看，他确实向前迈了一步。

《中国“863”》是一部题材新、思想新、人物新的适时之作，它高扬科学的旗帜，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中国“863”》是时代的命题，是作家对时代呼唤的回应。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作家对科技题材倾注了很高的热情。而且，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等科技题材的作品，复苏了报告文学，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而进入九十年代，李鸣生又以其几部力作，揭开了科技题材报告文学新的一页。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理论，打碎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正是在这一颇具战略目光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制定了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中国“863”》全景式地报告了“863计划”的产生、实施及科学家们的巨大贡献。题材的重要性及分量不言而喻。李鸣生选择这个题材，表现了他敏锐的目光、对生活前进步伐的追踪、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报告文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在近一时期报告文学与现实多有疏离的情况下，这是令人格外欣喜的。

《中国“863”》不仅写了这件事，还向读者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思想。作家占有了题材，并不一定就能写出有力度的佳作，他必须用思想去驾驭，对题材进行深刻的开掘。在《中国“863”》中，作者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新思想，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完美结合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巨大影响，即如宋健所说：“政治家与科学家能想到一起，中国就大有希望。”作品写到四位科学家将发展高科技的建议呈送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第三天就做了批示，而后才有了“863计划”的出台。这体现出了科学家与政治家最完美神圣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顾一下建国后的曲折历史，对这个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许多科学家无法开展正常的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由于“高贵者最愚蠢”之类政治逻辑而成为“臭老九”，没有权力研究科学。在科学遭到无视、科学家被践视的时期，许多科学家强国的梦想粉碎了。而当共和国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之后，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又给了科学家的心灵多么大的抚慰，给予他们多么大的鼓舞与力量。通过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鲜明对比，我们由衷地感念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对科技工作的深切关注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由此也具体地感受到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英明正确。

《中国“863”》的思想性还体现在作家对蒋新松这位科学家的超前发现上。李鸣生在1997年底出版的《中国“863”》一书中，就把蒋新松定位为“杰出而少有的战略科学家”。他采访蒋新松之后仅十多天，蒋新松就离开了人世。一年之后，中央五部委发出全国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学习的号召。如此“巧合”，正在于作家摸准了时代的脉搏，他知道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蒋新松这样的科学家。

除蒋新松外，作品还塑造了袁正隆、陈章良、邬江兴等诸多新型科学家的形象。李鸣生笔下的科学家，是新时代造就的新型科学家。他们除同样有一腔爱国热情外，还有着崭新的观念、现代的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校园，走出实验室、走出书斋，跳进商海，走向市场，并使自己的研究与世界接轨；他们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李鸣生的《中国“863”》、《航天四部曲》及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比之80年代的同类作品有了明显的发展，作家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深邃、作品的内涵也更丰富了。